繼江蘇蘇州、真問題浙江杭州、多地衢州等多地機關干部體驗送外賣、干部感同送快遞之后，體驗揚州的送外身受干部也穿上外賣服、騎上電動車進行了“沉浸式調研”。賣送 澎湃新聞從江蘇揚州高郵市相關部門獲悉，快遞近期，中找高郵市委社會工作部工作人員方青橋花了一個月時間，真問題兼職做外賣員，多地最終將這段“臥底”經歷寫成一份帶有“體感溫度”的干部感同調研報告。報告建議，體驗設立“異常天氣補貼”，送外身受讓騎手在暴雨天多一份保障。賣送同時，快遞建立更暢通的申訴渠道，讓每一個被誤解的騎手有處說理、有人撐腰。 據《揚州日報》報道，這場特殊的體驗，緣于今年8月高郵市委社會工作部召開的一場新就業群體座談會。會上，當工作人員詢問外賣小哥有什么訴求時，在場的小哥們紛紛表示：“現在挺好的，沒什么特別訴求。” “是真的沒有訴求嗎？”會后，方青橋提出申請，經單位批準后，注冊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工作之余，他利用早中晚時間體驗送外賣工作，以身入局感受外賣騎手的酸甜苦辣。 然而，外賣員的工作并非想象得那么簡單。據報道，最讓方青橋難忘的是，一天凌晨，為了準時把餐食送到，他趕路時磕到路牙，連人帶車摔倒在地，腿上蹭掉一大塊皮。“當時傷口火辣辣地疼，餐盒摔得稀爛，還要自己賠付。那一刻我坐在路邊，看著手機上的賠償通知，真切體會到了在算法與時間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滋味。”方青橋說。 在一個月時間里，方青橋跑了上百單外賣，手機里存下37條與騎手的聊天記錄、21張街頭照片、16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回到辦公室，他重新審視“新就業群體關愛方案”，發出感嘆，“這100單讓我明白，政策的溫度不該只停留在紙面上。只有真正經歷過他們的經歷，焦慮過他們的焦慮，才能制定出真正有溫度的政策。” “知屋漏者在宇下”。近年來，包括開網約車、送外賣在內的新型靈活就業方式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就業蓄水池，但由于其形態較“新”，怎樣增強權益保障的針對性，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成為擺在相關部門面前的重要課題。為此，全國多地陸續進行探索，安排機關干部沉浸式體驗外賣員、快遞員的工作。 據《浙江工人報》9月9日報道，自2023年起，杭州市總工會干部周杰開始親身體驗當騎手，兩年來，他陸續在4個外賣平臺跑了1000多單。其間，他經歷過雨天路滑摔傷肩膀，不僅要擔心超時罰款，還要在就醫時琢磨如何報銷醫藥費；曾在昏暗的老小區里摸索著尋找樓幢，體會過超時的提醒聲與找不到樓棟的焦急與無助。“不能光發現問題，還得去解決問題。”兩年跑單經歷，讓周杰深刻體會到了外賣行業的艱辛，更讓他對工會服務方式有了全新思考：政策不能“坐在辦公室里制定”，要貼著小哥的需求“量身定制”。 為此，周杰參與推動了2023年底杭州市總工會報送市政協工會界別的提案——《關于完善公共配套設施服務助力提升外賣小哥配送時效的建議》，其中提及，在商場主要出入口增設區域分布指向圖，在小區出入口增設樓幢分布圖、在單元樓顯眼位置加裝熒光樓幢單元號；打造非機動車“禮讓右轉道”文明城市新品牌，助力小哥安全文明配送等。 浙江衢州同樣也在行動。為加強和改進工會工作，衢州市總工會及下屬單位近期選派11名人員進駐外賣、網約車、快遞等多家新業態企業，參加為期兩周的全脫產體驗活動。 不久前，衢州市教育工會工作人員高翔體驗了外賣小哥的工作。據《浙江日報》報道，過了午餐訂單高峰期，高翔看到快遞驛站里雖然有沙發、凳子，但是數量有限，且容易被人員頻繁進出打擾。“驛站能否增加一些休息間和行軍床，讓外賣小哥工作后能夠有個安靜休息的地方？”他一一記錄問題和建議，向上反映。 蘇州的動作同樣備受關注。今年1月起，該市在全市范圍內部署開展“換位跑一次”行動，相城經開區安排了包括張亥秋、王銘科在內的7名機關干部脫產兩周，全流程沉浸式體驗網約車司機、快遞配送員、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崗位。 其中，作為相城經開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85后”張亥秋體驗的是外賣員一職。兩周外賣騎手生活后，張亥秋寫下了4000多字的心得體會。他在體驗日記中寫道，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好多社區的“暖蜂驛站”并沒有派上用場。 “暖蜂驛站”是專為新就業群體打造的休憩和服務場所，張亥秋在送貨過程中留意到，盡管驛站的設施配置齊全，為新就業群體提供了WiFi、熱水、充電等服務，但因為選址的原因，使用率并不高。收到改進建議后，相城經開區第一時間在配送小哥較為集聚的地方新增了“暖蜂驛站”，并在周邊設置“外賣騎手停放區”。 “領導干部體驗送外賣”的新聞被報道后，總能引發輿論熱議。“潮新聞”客戶端曾對此發文評論稱，沉浸式的身份代入，不僅“換”來機關干部的新視角，也“跑”出工作革新的好思路。 “只有親身經歷，才有切身體會，才能了解到最真實的情況。領導干部們體驗送外賣后，那一份發自肺腑的‘感同身受’，最為動人，也最為可貴。”文章說，因為“感同身受”在前，方有“推己及人，反求諸己”。“感同身受”，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前提，是改變現實、追求美好的重要起點。“不做‘官老爺’，要當‘勤務員’，離不開這樣的‘感同身受’，看到群眾的‘急難愁盼’，更好地為群眾服務，讓政府出臺的政策和制度，更有人情味，‘民生含量’更高，都需要‘與群眾共情共鳴’來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