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亞東

這幾天，酸葡萄一些人對著諾貝爾獎狂吠的新傳嘴臉，像極了寓言里那幾只吃不到葡萄的詆毀的都野狐貍。它們不僅說葡萄是諾獎酸的，還要往葡萄藤上撒尿，什人企圖證明全世界的酸葡萄葡萄架都散發著惡臭。這可真是新傳給"酸葡萄心理"注入了全新的行為藝術內涵。

全世界的詆毀的都科研工作者都把諾獎當作學術征途的燈塔：屠呦呦為了提取青蒿素，在實驗室熬白了鬢角，諾獎失敗 190 次仍不放棄；楊振寧和李政道共同發現宇稱不守恒定律，什人后又在粒子物理領域寫下 “楊 - 米爾斯方程”，酸葡萄70 多年后仍被全球學者奉為經典。新傳可某些鍵盤俠卻發明了一套 “萬能詭辯術”：中國學者沖獎失利，詆毀的都必是諾獎 “西方學術霸權打壓”；莫言捧回文學獎、屠呦呦摘得生理學或醫學獎，什人又轉頭罵 “諾獎早被資本收買，選的都是替西方說話的傀儡”。這種把自卑裹上 “愛國主義” 外衣的伎倆，比實驗室里的化學反應還 “精妙”—— 畢竟科研需要反復驗證，他們只需要一塊發光的屏幕，敲幾句煽動性的話就能收割流量。

更諷刺的是，這些 “批判家” 往往連學術的門檻都沒摸到。有些人連高中化學課本里的氧化還原反應都理不清，卻敢對著《自然》上的論文指手畫腳，說 “諾獎評選不懂真正的科研”；連文學評論的基本邏輯都搞不懂，卻能把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貶低成 “迎合西方審丑的獵奇之作”，仿佛自己比諾獎評委更懂文學的價值。這就像從未進過廚房的食客，對著米其林指南破口大罵 “中餐憑什么才三顆星”—— 殊不知人家評的是全球餐館的專業水準，而您連炒個青菜都能糊鍋，卻偏要裝成 “美食權威”。

最矛盾的是他們的 “選擇性失明”。他們吃著用諾獎相關技術改良的雜交水稻（袁隆平雖未獲諾獎，但雜交水稻領域始終受諾獎關注），卻罵 “基礎研究不能當飯吃”；拿著基于諾獎級半導體技術的手機刷短視頻，轉頭就發微博說 “諾獎都是西方用來收割發展中國家的工具”；享受著青蒿素帶來的瘧疾防治成果，卻嘲諷 “諾獎評選脫離中國實際”。這種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的賽博版演繹，把 “雙重標準” 玩到了極致 —— 仿佛自己享受的一切便利，都和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毫無關系。

其實這種邏輯不止針對諾獎。中國男籃沒進奧運八強，有人罵 “奧運籃球規則是西方定的，故意針對我們”，連中國電影沒拿奧斯卡，都能扯出 “西方審美霸權”。本質上都是 “得不到就毀掉” 的巨嬰思維：自己沒能力站上高峰，就想把競技場改成糞坑，讓所有人都別想好好比賽。可他們忘了，當楊振寧 80 多歲回國牽頭建設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物理人才時；當屠呦呦把青蒿素技術推廣到非洲，拯救數百萬生命時 —— 這些贏得世界認可的中國學者，難道會是 “西方工具” 的傀儡？

說到底，諾貝爾獎就是一面照妖鏡。在科學家眼里，它照出的是人類智慧的共同海拔：是居里夫人提煉鐳時的執著，是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的突破，也是屠呦呦從古籍里找靈感、在實驗室里求真理的堅守。可在某些人眼里，這面鏡子只照出了自己的狹隘與自卑 —— 他們看不見別人數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只恨自己夠不到那座高峰，于是只能用謾罵來掩蓋 “我不行” 的事實。就像井底的青蛙，對著天空罵 “太陽太刺眼”，卻忘了不是太陽的錯，是自己從未跳出過那口井。

最后想給這些人提個醒：與其貶損諾獎的價值，不如想辦法讓自己孩子的作業本上少幾個紅叉；與其在網上敲著鍵盤罵諾獎 “不公”，不如多給孩子買本《科學家的故事》，讓他們知道屠呦呦是怎么在失敗中堅持的；與其質疑諾獎的 “西方屬性”，不如鼓勵孩子學好數理化，將來在實驗室里做出讓世界認可的成果。真正的愛國，從來不是對著人類文明的燈塔潑臟水，而是讓自己也成為一束光 —— 讓下一代有底氣站在諾獎領獎臺上說：“這獎，我們拿得理所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