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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信托并非萬能的許家信托財富“避風港”。

　　家族信托起源于英美法系，印億是美元全球家族企業傳承中廣泛應用的法律工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家族信托是被擊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許家信托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印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美元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家族行為”。家族信托作為信托的被擊一種特殊形式，通常指家族成員作為委托人，許家信托將家族財產轉移給受托人，印億由受托人按照信托協議為家族成員的美元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這些財產，并在指定情況下將資產轉予指定的家族受益人。

　　家族信托在財富傳承中主要發揮三大核心功能：一是被擊財富傳承與規劃：通過合同明確資產分配規則，避免家族成員因繼承糾紛拆分資產，保障財富的代際轉移。二是風險隔離與資產保護：理論上，資產轉入信托后與委托人個人債務、企業風險相分離，形成一道法律防火墻。三是稅務規劃與隱私保護：借助部分離岸地區的有利稅收政策，家族信托可以在合規前提下優化跨境稅務成本，同時保護家族財富信息的私密性。

　　然而，實踐中許多家族企業主因對信托規則的理解不全面或存在違規操作，使這一被譽為“財富保險箱”的工具反而成為“財富陷阱”。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對許家印家族信托的判決，清晰地揭示了家族信托并非萬能的財富“避風港”，若使用不當，其防護功能可能被法律擊穿。

　　許家印家族信托為何轟然倒塌

　　許家印在恒大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前設立的23億美元家族信托，曾被外界視為其保全財富的關鍵布局。公開信息顯示，該信托架構搭建于2019年，資金主要來源于許家印夫婦在2009年至2022年從恒大獲取的500多億人民幣分紅。這些資金通過離岸公司層層轉移后注入信托，指定兩個兒子為受益人，其中對長子許智健的設置是“只能領取收益，本金留給孫輩”，意在確保長子及其后代衣食無憂，同時保持家族財富的長期穩健傳承。

　　然而，這一看似精心設計的信托架構，最終被香港高等法院依據《欺詐性財產轉移法案》及相關法律原則裁定擊穿。該信托失效的原因直指信托合法運行的三大根基，值得深入剖析。

　　一是設立動機存疑：以避債為目的的欺詐性轉移。

　　香港法院審查發現，恒大早在2017年就已埋下財務黑洞，而許家印在明知公司危機四伏的情況下，仍在2019年危機爆發前突擊轉移資產至家族信托。判決指出，這一行為明顯屬于“欺詐性資產轉移”。根據香港《欺詐性財產轉移法案》，若信托設立的主要目的是“蓄意損害債權人利益”，法院可直接否定信托效力。

　　許家印在設立家族信托的同時，還與前妻丁玉梅辦理了離婚手續，將部分資產轉移至丁玉梅名下。香港法院認定，該離婚“缺乏真實情感破裂基礎，專為逃避恒大債權人追索”。這一系列動作發生在恒大債務危機爆發前的關鍵時期，其時間上的緊密關聯進一步強化了法院關于許家印惡意避債動機的判斷。

　　二是資金來源存疑：用危機資金搭建“空中樓閣”。

　　家族信托的合法性基礎之一是信托財產來源的正當性。公開信息顯示，許家印家族信托的23億美元，核心來源是其夫婦從恒大獲取的分紅，但2020~2022年的分紅存在明顯問題，當時恒大已出現債務違約跡象，2021年商票大規模逾期，逾期金額超2000億元。在企業已處于虧損或潛在虧損狀態下，分紅實質可能是挪用債權人投資款、供應商貨款及購房者預付款，通過“虛假利潤核算”轉化而來的非法資金。正因如此，香港法院認定，以此類資金設立的信托不具備法律保護的基礎。

　　三是獨立性缺失：“名轉實控”讓信托形同虛設。

　　家族信托的核心法律特征是委托人放棄資產實質控制權，但許家印的操作完全背離這一原則。據香港法院披露的證據，許家印雖將資產轉入信托，卻保留了三大核心權利：一是信托資產的投資決策權，可直接指令受托人買賣股票、債券；二是受益人變更權，能隨意調整家族成員的受益比例；三是資產處置干預權，曾要求受托人將部分信托資金用于償還其個人關聯債務。

　　判決明確指出：“無論信托架構如何包裝，只要委托人仍對資產運作擁有實質控制權，信托的獨立性即不存在。”最終法院援引“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即無論信托架構多復雜，只要委托人能實際控制資產，就不算真正的獨立信托）以及“反欺詐原則”（債務人不能一邊欠著巨額債務，一邊用信托為家人保留財富），將信托資產納入債務清償范圍。

　　綜上所述，許家印案例揭示了一個關鍵法律觀點：家族信托的防護功能并非絕對，當其設立動機、資金來源或獨立性存在瑕疵時，法律防火墻可能變得不堪一擊。

　　家族信托五大風險

　　許家印的案例并非孤例，結合俏江南張蘭等多起公開案例及信托法、民法典相關條款，可系統梳理家族信托的五大風險。這些風險并非緣于工具本身，而是緣于委托人對規則的漠視與對法律環境的誤判。

　　第一，資金來源合法性風險，“源頭不潔”的信托無法律根基。信托成立的核心前提是資產合法，若資金來源存在瑕疵，即便架構復雜，也難逃被法律否定的命運。信托法第十一條規定：委托人以非法財產或者本法規定不得設立信托的財產設立信托的，信托無效。在實踐中有兩類典型場景：

　　一是企業危機期間的異常分紅。許家印案例中，2020~2022年間的分紅被視為“危機資金”，其時點與企業財務狀況形成明顯矛盾。類似情況在民營企業中并不罕見，部分企業主在企業經營已出現困難、債務累積的情況下，仍通過分紅方式轉移資產至信托，此類行為極易被認定為損害債權人利益。

　　二是灰色利潤的信托化。部分民營企業主將未繳納稅款的賬外利潤直接置入信托，此類操作同樣面臨法律風險。根據信托法和反洗錢法律法規，金融機構在收到客戶設立家族信托的申請時，應嚴格審查其財產來源，要求客戶對納入家族信托的財產提供合理的資產來源說明及相應證明材料。如無法證明資金合法性，信托可能被認定為無效。

　　可見，厘清信托資產來源非常必要。需要對過往財富積累歷史進行梳理、對家庭及企業現有的資產負債情況進行盤點，以及對未來或有風險進行預判，這是一項系統而周密的工程。

　　第二，信托獨立性缺失風險，隱性控制等于自拆屏障。不少家族企業主設立信托時，既想享受風險隔離效果，又不愿放棄控制權，這種矛盾操作往往導致信托失效。張蘭家族信托案極具代表性：2018年張蘭為規避債務，將相關股權轉入境外信托，卻通過“代持協議”保留股權表決權，且要求受托人按其指令進行分紅分配。2022年張蘭被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時，香港法院查實其對信托資產的隱性控制，最終裁定信托資產實質歸張蘭所有，予以凍結。

　　實踐中，隱性控制的表現形式多樣，包括但不限于：指定家族親信擔任受托人、在信托合同中設置“一票否決權”（重大決策需委托人同意）、通過非正式渠道向受托人發出投資指令、將信托賬戶與個人賬戶混同使用等。這些操作均可能被法院認定為“獨立性缺失”，從而導致信托的資產隔離功能失效。

　　第三，設立動機非法風險，避債逃責終將被法律否定。家族信托的合法用途是提前規劃傳承，而非事后規避已發生債務。信托法第十二條規定：委托人設立信托損害其債權人利益的，債權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撤銷該信托。

　　從司法實踐看，法院判斷動機非法的核心依據包括：信托設立時間與債務發生時間高度重合，如在債務危機已顯現或訴訟程序啟動前的短時間內突擊設立信托；資產轉移價格明顯不合理，如將資產大幅折價或無償轉讓給信托；委托人無合理傳承規劃說明，無法提供與家族實際情況相符的傳承規劃；資產轉移規模與委托人剩余資產比例失衡，轉移后剩余資產不足以覆蓋已知債務。

　　信托法還對債權人申請撤銷信托的期限做了明確限制，要求債權人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否則超過該除斥期間后，不能再主張該項權利。這一規定既保護了債權人利益，也為正當設立的信托提供了穩定性保障。

　　第四，跨法域執行與法律適用風險，境外信托可能成資產棄地。許多企業主傾向于將信托設立在離岸地區（如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新加坡等），卻忽視了跨法域的法律沖突與執行難題，此類安排主要面臨三類風險：

　　一是法律適用沖突。離岸信托通常適用設立地法律，但當委托人或主要資產所在國法院作出與信托設立地不同的判決時，可能產生司法沖突。盡管中國香港法院對許家印的家族信托作出了裁決，但其在美國設立的信托最終是否會被攻破，仍取決于美國法院對中國香港清盤人提交證據的認可程度。

　　二是政治因素干預。離岸地區的法律環境可能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影響，特別是在涉及大規模跨境債務糾紛時，資產所在國可能出于各種考慮采取非常規措施，增加資產保護的不確定性。

　　三是CRS（共同申報準則）稅務信息交換風險。隨著CRS的推進，離岸信托資產信息需向委托人所在國稅務部門申報。2022年某高凈值人士因未申報其在瑞士信托的1.2億美元資產，被稅務部門追繳稅款及滯納金超3000萬元。

　　此外，離岸信托的高門檻也暗藏風險，瑞士、新加坡等地信托公司年化管理費普遍較高，若資產增值率低于管理費率，長期會導致資產縮水。

　　第五，第三方管理與資產損耗風險，缺乏監督導致財富流失。

　　家族信托的運作依賴受托人、投資經理等第三方管理機構，若缺乏有效監督，信托資產可能面臨被侵占或決策失誤導致損耗的風險。公開案例主要集中在兩類情況：

　　一是受托人挪用資金。2021年香港某信托公司經理將客戶5000萬港元信托資金用于個人炒股，虧損后偽造投資報告掩蓋，最終雖被判刑，但僅追回2000萬港元。

　　二是投資決策失誤導致虧損。受托人為追求高收益，可能將信托資金投入高風險項目，導致投資虧損。特別是當受托人缺乏充分監督或投資決策過程不透明時，此類風險更為顯著。例如信托公司為追求高收益，將 “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留給女兒的1億美元信托資金，投入高風險私募股權基金，25年間因投資虧損及管理費扣除，本金僅剩約1000萬美元。

　　更棘手的是，受益人對信托的知情權往往受限，多數離岸信托公司僅每年提供一次簡化資產報告，不披露具體投資標的，導致受益人對資產真實情況難以掌握，監督困難。

　　離岸信托非法外飛地

　　家族信托作為財富傳承的工具，其本身并無好壞之分，關鍵在于如何合法合規地運用。通過對許家印案例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家族信托的防護功能具有相對性而非絕對性。當信托設立動機、資金來源或獨立性存在瑕疵時，其防火墻功能可能被法律擊穿。

　　其次，離岸信托并非資產保護的法外飛地。隨著國際司法協作的加強和CRS等國際信息交換機制的建立，離岸信托的隱秘性大幅降低。許家印案例中，香港清盤人通過國際司法協助凍結了許家印及其關聯方在12個國家和地區的77億美元資產，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追索資產的能力正在不斷提升。

　　最后，家族企業傳承的根本在于制度而非工具。博世集團通過“三權分立”的社會化企業治理模式，實現了從家族控制向社會化控制的平穩過渡，為企業百年傳承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模式的成功表明，合理的制度設計比依賴單一工具更能保障家族企業的長期發展。

　　對中國家族企業而言，許家印案例與博世模式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深刻啟示：與其在信托架構上鉆空子，不如通過合法經營、合規架構和合理制度，實現家族財富與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真正破解財富傳承的“局中局”。

　　（作者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