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中國中學人,即使換到一個全新的奧運領域里,也可能是亞軍業開優秀的。
這是改行我們和常思聊了兩個小時后的感慨。她是體育北京人,中國花樣游泳奧運銀牌得主,老師退役后當過中學體育老師,到創店后來創業開店,中國中學還曾在街頭發過小廣告。奧運
從她的亞軍業開故事里,你能看到優秀運動員身上一種執著與韌性,改行這種在運動生涯磨礪出的體育品性,讓她們在面對后來的老師人生挫折時,總有一種淡然:“那都不是到創店事兒”。

12歲進入體制內
常思第一次拿到工資,是在12歲時。
“1998年轉正進北京二隊,12歲就拿工資了。我們那屆是北京花游第四代,上屆有我師姐張曉歡,再往上是陶虹(前北京花游隊成員,后進入影視圈,丈夫為徐崢)那批。08北京奧運,主打歡姐和顧貝貝她們,實現了獎牌突破,我是2012年倫敦奧運那批,拿了銀牌。”
其實論家世,常思本有途徑走進演藝界,當個演員。
她出身曲藝世家,爺爺常寶華是相聲泰斗,哥哥常遠是喜劇演員。論輩分,常寶華和侯寶林同為寶字輩,常遠和郭德綱屬平輩,岳云鵬要喊他一聲叔……

但相聲界還有個舊規:傳男不傳女,因此常思沒走曲藝這條路。
“我小時候淘氣,上躥下跳的,我哥反倒比較乖,我像男孩兒,他像女孩兒。我爺爺找地方給我釋放釋放精力,就送到什剎海(體校),先是體操,因為個兒太高,又轉到藝術體操,練了5年。”
早年的中國花樣游泳,沒有專業人才庫,要到游泳隊體操隊“搶人”。1996年,花游到藝體隊招生,10歲的常思被看上,雖然她那時只會簡單蛙泳。
“我喜歡藝術體操勝過花游,但我聽話,教練說我腿型、膝蓋、腳背都合適,家長也讓練,說練好了能拿世界冠軍,我就去了。”

這一去,就練了小二十年,退役時,常思已站到奧運亞軍、全運冠軍的高度。但接下來,新的人生階段何去何從?
一般來說,運動員退役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留在體制內解決工作。當教練或者行政等辦公室崗位,但這是留給優秀選手的,有成績和名額限制,是單位對運動員的單向選擇。
另一條路是買斷關系,體育局給一筆退役費,運動員從此自謀生路。
當時隊里想留下常思,但她拒絕了。
“當了小二十年運動員,從小在這院里關著,已經失去很多了,我真的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接觸接觸社會。”
“我還對汪練說,做教練,您在我心里是標桿天花板,我真沒信心能做到您的水平。我知道教練是怎么自我犧牲的,長年不回家,天天在隊里值班,青春和時間都奉獻在游泳館,家庭和孩子成了犧牲品……我覺得我可能做不到。”
常思所說的汪練(汪潔),1989年進入國家隊任教練,2021東京奧運,60歲的她還以主教練身份帶隊奪銀。這樣長年如一日在隊里,確實不容易。

想換個環境的常思,在2013年27歲時退役,免試保送首體大讀了本科,又結婚組建了家庭。丈夫肖波是摔跤運動員,兩人很早相識,從木樨園體校到大學都是同學。
但花游是常思割舍不下的事業,她31歲時,北京隊為了全運任務又找到她,常思復出打了2017全運會,又拿了冠軍。
“我在水里是被托舉的角色,一幫20歲出頭的孩子,把我這個31歲的媽媽托舉起來。”登上領獎臺時,常思托舉起了自己的女兒,她做到了事業與家庭兼顧。

當中學體育老師 創業之初街頭發小廣告
退役后,常思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某中學的體育老師,和丈夫肖波是同行。另外她還兼任團支部書記,組織學生入團、政治學習等工作。
按說夫妻倆都有編制內穩定工作,令人羨慕,但常思卻另有想法。
“當了幾年老師,我發現孩子在學校體育課的運動,一成不變,有點缺乏邏輯,并不是很科學。”
“比如跑400米,就是讓學生跑圈,一節課就40分鐘,體育老師很難給學生一一糾正動作。立定跳遠,學生跳不遠,那也就是繼續跳去吧,沒有系統練習下肢爆發力的環節。”
“我自己是受過專項體能訓練的,學校體育課對孩子提高太有限,我就有想法,看能不能也帶孩子去科學訓練。在學校受教學大綱限制,那只有自己出來干。”

就這樣,在當了4年體育老師后,常思辭去教職,自己創業。
她認識了美國帕里西速度學校的創始人,在了解課程體系和商業邏輯后,2018年,常思在北京開了自己的育健帕里西青少年體能訓練中心。
回想創業之初,常思說,實在費心費力。
“學校老師工作辭了,沒給自己留后路,那硬著頭皮也要給它干好了。”
“一開始我都親力親為,每個崗位我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兒,市場是干什么的,教務、前臺都是干什么的,財務怎么弄的……所有都是一點點學,然后親自去做。”
“剛開業時,我自己去地鐵發小廣告,你可能很難想象,我一個奧運亞軍,在地鐵站發小廣告了!哈哈,那時肯定不想被人認出來。”
常思的門店在前幾年發展很順,會員有了,口碑有了,還和區教委達成合作,業務進到校園。到今年,她在朝陽門、廣渠門、右安門、德勝門已有四家門店。

疫情時 我沒欠過員工一分錢工資
但創業這事,一帆風順是不可能的,總有坑坑坎坎等著你。
2020年春節,疫情爆發,常思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坎兒。
“巨大的打擊。到3、4月時,房東還讓我交房租呢,我說都開不了店了,還交房租?那也不行,必須交,不然就違約了。”
“周邊商鋪好多都搬空跑路了,我們硬撐著,那會兒商鋪挺貴的,店面租金押金是挺重的負擔。”
“后來把朝陽門那個店關了,在朝外找了個合作場地,把會員都挪過來。我一個一個給會員打電話,說我搬家了,如果您不方便來新址,我給您退款。”
“兩百多個會員,只有三、四個退費的,加上學校對公業務也幫我有支撐,就這樣硬扛過來了。2022年,重組了核心團隊,又回朝陽門重開了旗艦店,陸續在2023年開了廣渠門店、24年是右安門店,今年又開了德勝門店。”
“疫情那時,我非常自豪的是,每月我自掏腰包,給一起堅持的員工發工資,按時按點,沒拖過一天,沒少過一分錢,包括五險一金。最慘的時候,就發最低工資,每個月2200元,大家一起扛。”
熬過了困難時期,如今否極泰來,青少年體能訓練迎來了一個“風口”。
新中考政策中,體育占了50分,而且還會逐年增加,到2029年上漲為70分,青少年鍛煉在北京市場上成了剛需。“每年暑期都不缺孩子,都是爆滿,要加課。別人也都把體能課加上了,做跆拳道的,做乒乓球的,現在都附帶一個中考體能。”
據調查,市場上大部分兒童體能訓練機構,續費率一般只有30%左右,但常思的店卻不愁會員,她的核心競爭力是口碑和回頭客。
“周邊社區這些孩子,在附近上學,家長都相信我。有個孩子從一年級跟我練,現在練到六年級了。還有2018年那會12歲的孩子,如今出國了,暑假回來繼續練。”
“其實我們的課不叫體適能,就叫體能。體能訓練是要有強度和密度的,課程也根據測試分級,每個級別跨度很大,從三四歲啟蒙班,到小學初中,最高到精英運動員級,還有在我這練了兩年,然后去了北京國安梯隊的。”
做門店生意,屬重資產運營,最大負擔是房租和人員開支。常思說,現在四家店,每月房租幾十萬,還有員工幾十人的成本。“現在還行,沒那么難,尤其暑假學員會多,但這根弦也不能松。”
“老師給孩子上課是一對八,260、270元一堂團課,在整個行業里算中上等吧,其實沒那么貴。你知道嗎,現在有上門教跳繩什么的,一堂課都上千,我不理解,咱小時候跳繩哪用這么練?”

吃過運動員的苦 其他都不是事兒
從聊天中,我們最大的感受是,常思身上的很多特質,都來自運動員經歷的磨礪,比如要強、比如堅韌。
這位奧運花游亞軍,其實曾經非常怕水。“確實要過心理關,我小時候特怕水,極其怕,不敢去水里撲騰。但我很要強,不想總是最后幾名,人家能行的,我也要挑戰一下。”
“練潛水,教練把鼻夾扔到三米深的池底,讓孩子去撿。我們幾個不太會游的,不想落后,大著膽子一點點試,慢慢也能潛下去撿起來了。”
“后來做青少年培訓,這個經歷是有幫助的,我理解孩子在遇到困難時的心理,真的需要幫助他們往前推一把,不能放棄。”

如今常思雖已退役,也沒徹底離開泳池,她是花游國際級裁判。去年巴黎奧運,中國花游歷史性突破拿到集體金牌,常思這些花游人倍感激動。
“我們花游整個群里都炸了,40年幾代人夢想實現,太激動了。我們那時是不敢想能拿金牌的,但每屆奧運都有目標,比如這次干掉西班牙,下次拉近和俄羅斯的差距,一點點往上走。”
回顧運動員生涯與創業經歷,常思說,吃過了前者的苦,后邊“都不叫事兒了”。
“在運動隊,目標性更強,就是為了奧運會,生活全都圍繞這個目標,包括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即使是北京的,周末也不能回家。”
“我晚上睡覺都得把腿綁起來睡,因為我有點O型腿。常人眼里我腿很直,但教練的專業眼光,就覺得我腿不直,得綁著腿睡。”
“發燒了也不敢說,只要一休息,你就會被替補頂了,一旦病好了,你做得不如替補,可能就失去機會了。內部競爭,誰不行就替誰,就要把對方擠下來。”

“當運動員,是一種從體力極限到心理極限的挑戰,真挺痛苦的,尤其備戰奧運那段太可怕了,回憶起來,真是常人難以想象都經歷了什么。”
“創業的壓力無非就是經濟上的,說白了,一睜眼就是房租,一睜眼就是那么多人等著吃飯,要讓大家跟著你掙錢。”
“創業的自驅力是比運動員時更強一些的,現在的項目我做了七八年了,覺得自己每天都有新收獲,能學到東西,能帶領團隊小伙伴成長,幫他們掙錢,這也是我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從心理上說,當運動員經歷的那些東西,對我幫助特大,后來步入社會,遇到的問題也好,挫折也好,我都覺得不是事兒,總會有辦法。”

結束和常思的聊天,我們進一步更新了對退役運動員這個群體的認知。
多年前,社會上對運動員有著某種偏見性印象: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但從我們采訪過的這些退役運動員看,他們的認知、思維、談吐乃至綜合素質,早就一代更比一代強。這是一個相當優秀的群體,更何況還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磨礪與韌性,只要有合適的平臺和機會,他們在新的領域也能夠學得很快、做得很好。
畢竟,能在萬里挑一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攀上金字塔尖的人,做什么應該都差不了。(周超采訪/李普利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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