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聯儲做出了降息決定，遭遇走但對弈不會停止。罕見何方

　　從強制要求美聯儲降息，大考到突然解雇美聯儲理事會成員，美聯再到公然將親信配置到美聯儲決策層，儲獨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美聯儲的立性權力博弈正在不斷升級。盡管美聯儲日前做出了降息25基點的遭遇走決定，但雙方對弈不會就此停止。罕見何方這場關乎政治力量與經濟規律、大考行政干預與市場工具、美聯憲法權限與制度邊界之間的儲獨激烈較量，不僅是立性共和黨與民主黨利益對抗與互相否定的又一次公開表演，更可能徹底動搖美聯儲獨立性根基，遭遇走同時改變現代貨幣政策體系走向。罕見何方

　　獨立性是大考美聯儲的底色

　　獨立性既是美聯儲的深厚底色，也是美聯儲頑強守衛的一面神圣大旗。1907年，美國商業國民銀行以及紐約第三大信托銀行尼克博克斯信托拉響破產警報，隨后發生擠兌風潮，且可能傳染到其他銀行以及信托機構，整個金融系統都將遭受沖擊。恐慌之下，摩根銀行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聯合多家金融機構出資救市，阻斷了危機傳染鏈。經此一役，美國政府看到了市場力量的強大，也更擔心私人經濟會干預和控制國家金融調控大權，美聯儲因此誕生。

　　看得出，美聯儲是為維護國家宏觀政策運行獨立而產生。1913年《聯邦儲備法》落地。該法規定，中央銀行聯邦儲備體系由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地區聯邦儲備銀行、成員銀行、聯邦顧問委員會五個部分組成，其中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FOMC、地區聯邦儲備銀行是三個最重要的實體。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理事會成員由7名執行委員（理事）和12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共同組成，而FOMC由理事會7名執行委員、5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組成，為聯邦系統理事會的日常決策代行機構，12名委員中有7位執行理事有決策投票權，其他5位列席公開市場會議，參加討論的同時也會對FOMC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另外，地區聯邦儲備銀行采取董事會制，董事會成員由行長和8名董事組成。

　　很難說美聯儲是一個純政府機構，但它也不是一家私人組織。一方面美聯儲7名執行（常任）理事都要經過總統提名與國會確認后才能有效，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成為FOMC成員也須獲得美聯儲理事會的批準；美聯儲承擔著創造貨幣、貨幣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監管職能，地區聯邦儲備銀行也履行著中央銀行的公共職能，以此觀之，美聯儲顯然具備了公共機構的性質。另一方面，從財產所有權來看，美聯儲的資產主要由3000多家會員銀行集體入股所成，后者是私人所有的金融機構，這樣的股權結構使美聯儲具備了非公有化和獨立的屬性。

　　首先，無論是美聯儲還是地區聯邦儲備銀行，都不是營利機構，也不接受國會撥款，美聯儲收入主要來源于持有證券的利息收入；其次，美聯儲7名執行理事任期長達14年，遠超總統的4年任期，由此增加了總統任期內控制理事會的難度；再次，1977年《美聯儲改革法案》明確規定，美聯儲僅對國會負責，不受總統指揮，且任命理事需征得國會認可，總統罷免理事也須經過參議院這一關。

　　美聯儲獨立性并非僅僅是紙面規定，而是在經過了數次危機和試錯的殘酷洗禮后逐步確立起來的。二戰時期，美國政府發行了巨額國債，財政部要求美聯儲“釘住”國債收益率降低利率，美聯儲被迫服從，結果戰后大通脹流行，倒逼美聯儲與財政部談判，繼而產生了1951年《財政部-美聯儲協議》。美聯儲依規擺脫了財政部的控制，且不再承擔維持國債利率穩定的義務，美聯儲獨立性的實踐基石由此鑄定。

　　尼克松執政后期，美國失業率加速上行，美聯儲在白宮壓力下推出寬松貨幣政策，結果不僅就業市場沒有改觀，反而在能源價格上漲驅動下通脹急劇惡化；隨后，卡特政府任命保羅·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頂住壓力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至兩位數以上，雖然此舉引發了經濟衰退，卻成功阻止了惡性通脹，沃爾克因此贏得了“通脹斗士”的聲譽，美聯儲在獲得巨大公信力的同時，獨立性大大得到提升。

　　特朗普三部曲

　　迄今為止，16位美聯儲主席的主政之旅，沒有哪一位像鮑威爾那樣承受了超乎尋常的權力之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對鮑威爾“加息過快、降息不足”的行為公開指責，再次走進白宮，特朗普更是沒有停止過對鮑威爾的譴責、嘲諷與貶損，甚至不止一次地發出要解雇鮑威爾的威脅。

　　客觀評價，在與鮑威爾的推拿大戲中，特朗普算不上贏家。鮑威爾個人行為檢點、公共決策并無失當，特朗普無正當理由提出解雇，《聯邦儲備法》也為鮑威爾穿上了護身符。即便鮑威爾選擇降息，也絕對不是投特朗普所好，而是確實覺得美國就業市場存在收縮風險。

　　未能馴服鮑威爾之后，特朗普很快從美聯儲其他關鍵成員身上撕開缺口。

　　這道缺口是2022年出任美聯儲執行理事、2038年任期屆滿的庫克。聯邦住房金融署調查得知，庫克2021年按揭購買了兩處房產，均以 “第一住所”申報，從而重復獲得了優惠貸款；同年又按揭購買了另一套房產，申報為“第二居所”，同樣拿到了優惠的貸款首付。基于此，特朗普盟友、聯邦住房金融署署長比爾·普爾特向司法部遞交刑事轉介信，指控庫克可能涉嫌抵押貸款欺詐與虛假陳述的刑事犯罪。特朗普則通過社交媒體宣布“立即解除”庫克的理事職務。

　　美聯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總統罷免理事的行為，對此庫克表示不服。從時間上看，庫克名下三套房產及購買行為均發生在其進入美聯儲之前，且此類任職前未經司法認定的行為從未有納入先例，而且《聯邦儲備法》明確規定，總統僅可在理事存在“瀆職或重大過失”等“正當理由”時予以罷免，特朗普的罷免行為既存在不當，也有法律依據不足的嫌疑，對此，地方法官就庫克提出的訴訟做出了初步裁定，庫克可繼續留任，同時上訴法院也駁回了特朗普解職庫克的請求。特朗普肯定會不依不饒，接下來案件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鑒于最高法院在過去多次裁決中支持總統對行政機構領導層的罷免權，庫克最終能否留任充滿懸念。

　　同時，特朗普提名白宮經濟顧問米蘭出任美聯儲理事，獲得了參議院批準，以接替本將于明年1月任職屆滿但卻在今夏主動提出辭職的美聯儲執行理事庫格勒之職。加上自己欽點的美聯儲執行理事沃勒與鮑曼，特朗普便可操控美聯儲常任理事七人中的三人，且鮑威爾即將于明年5月任期屆滿，美聯儲核心權力架構大概率發生重大改變。

　　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很可能還會針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人事改選，導演第三場大戲。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即將于明年第一季度重新選任，其中新任行長依規進入美聯儲理事會，部分將來可能出任執行理事，雖然新任行長由地區聯儲董事會投票產生，但更需得到美聯儲理事會批準尤其是7人執行理事投票認可。在已經控制了執行理事多數派的前提下，特朗普自然不會放過可以挑選地區聯儲儲備銀行新掌門的大好時機。

　　負面影響多維而深遠

　　區別于FOMC只有7位執行理事才有投票權，美聯儲理事會中19位理事均具有投票資格，也是采取多數原則，如果特朗普在贏得7位執行理事多數席位的同時，還能夠通過操控地區聯邦銀行行長人選并將其絕大部分納入陣營，便既可以決定聯邦基金利率（FFR）的調整大權，也可左右存款準備金利率（IORB）的設定大權。德意志銀行的報告指出，這將是美聯儲在獨立性“防火墻”被破除后面臨的最嚴峻考驗之一。

　　美聯儲手中有FFR、IORB和ONRRP（隔夜逆回購利率）三大直接影響利率的核心工具，其中FFR和ONRRP由FOMC投票決定，IORB的調整由理事會多數票決而成。對于特朗普來說，能夠通過FOMC直接壓低FFR從而推行寬松貨幣政策當然最好，但如果FOMC投票出現意外，他還可以推動理事會單方面投票降低IORB從而實現寬松政策目標，雖然FOMC能夠通過調整ONRRP構成對沖，但這種利率工具的對抗勢必導致貨幣市場出現混亂，對FOMC傳統決策框架構成沖擊。

　　歷史上，除了尼克松時期美聯儲因放棄獨立性導致惡性通脹的沉痛教訓外，土耳其因總統埃爾多安也屢次干預央行利率決策造成通脹居高不下，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追蹤研究也發現，英國央行獨立性提升與通脹下降趨勢一致，且多數獨立央行在疫情后通脹飆升的情景中僅用兩到三年便控制了通脹。系列事實證明，央行獨立性是抑制通脹的基石。一旦美聯儲獨立性喪失，不僅其抵抗通脹的公信力將受到損害，對物價走勢前瞻性指引政策也會受到影響，兩方面的聯動，可能引發公眾對通脹預期恐慌的蔓延。

　　美聯儲掌控著美元鑄幣權，美聯儲獨立性也被視為美元信用的支撐。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建立在市場對美聯儲信任的基礎之上。因此，除了美聯儲獨立性受損引致長期通脹風險從而拉低美元價值外，各國更可能擔心美國為自身利益而濫用貨幣政策，尤其是為刺激經濟而大幅降息從而令美元貶值，國際金融市場中本來較強力度的“去美元”趨勢可能加速，進而強化美元下行風險，最終動搖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主導地位。

　　對于特朗普來說，削弱美聯儲獨立性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通過降低美元利率以拉低美債收益率，最終削減政府融資成本與公共財政赤字。但貨幣政策配置資源的基礎地位會被顛覆，并淪為債務管理的工具，同時推動美債風險敞口放大。一方面，短期美債收益率會因貨幣政策放松預期增強而下降，但長期國債收益率會因長期通脹上升的擔憂而上升，美債收益率曲線的關鍵部分將呈現出陡峭趨勢，這種情況下市場依然會擔憂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風險，并提出更高的溢價，進而推高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標準普爾全球評級最近發出警告，如果政治發展影響到美聯儲的獨立性，美國評級可能會進一步“面臨壓力”，果真如此，在美債可能遭遇新一輪巨大拋壓的同時，美國政府的違約風險也會加劇上升。

　　最后要指出，無論是美聯儲還是與其緊密關聯的制度配置，歷來被視為許多國家的參照范本，全球超100家央行的“獨立性”程度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提升，多家央行獲得了“不受政府意愿干預的決策自主權”“禁止向政府提供貸款”等權利。同樣，一旦美聯儲開啟獨立性的邊緣化窗口，也會為其他央行創造一個糟糕的榜樣。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