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此次訴訟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嶺牛馬隊主要成員楊某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牛馬其原來所在的隊被秦嶺牛馬隊受此次事件影響，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迫解圖/荊楚網視頻截圖

9月19日，散民紅星新聞刊發了《秦嶺4·21失聯事件遇難者家屬起訴救援隊等各方 一公益救援者：好心救援卻被告》。間戶繼續此事起源于今年4月21日，外救兩名驢友在陜西秦嶺“光鹿跑兵冰”路線徒步穿越失聯，援何雖經救援，秦嶺但兩人被發現時都已遇難，牛馬事后一名遇難者家屬將公益、隊被商業救援力量，迫解以及相約爬山的散民同行人員、事發地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部門起訴至法院，間戶繼續案件在9月17日公開審理。外救

作為此次訴訟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嶺牛馬隊主要成員楊某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其原來所在的秦嶺牛馬隊受此次事件影響，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隊伍不再以主動救援為主，也不參加公益救援，重新定義了隊伍性質就解散了”。

救援反成被告，這不僅令當事人感到“膈應”，也引發公眾對民間救援法律風險與責任邊界的熱議。不過，細究起來，此事的是非曲直，還存在著諸多的模糊空間有待厘清。

如據楊某稱，“（家屬）起訴我的理由是我阻止她報警，耽誤最佳救援時間”。楊某則解釋，當時尚未確定失聯者具體狀態，“一條40公里的徒步路線，路口幾十個”，初步排查仍在進行。那么，阻止家屬報警一事是否屬實？從常識來看，家屬是否報警與失聯者狀態未明似乎并不直接沖突。若救援人員確曾阻攔報警，不僅容易引發利益關聯的猜測，更會顯著提高法律風險。

據介紹，按照正常的救援模式，救援分為主動介入和政府介入。政府介入時需要經歷先報警、尋找救援力量、救援準備、開始救援等多個環節。而在沒報警之前，民間救援力量主動介入，則可以提升救援效率。在這起事件中，救援力量確實也是做到了提前介入。應該說，這也是民間救援力量的重要優勢所在。

然而，一旦救援未成功，或是結果與家屬預期不符，就容易引發糾紛，特別是涉及商業救援時。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訴訟中就涉及商業救援因素的介入。據楊某稱，家屬曾提出“每人付1000元”，請他“找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參與救援”。但“最后10個人上山找到了人，卻沒能留住生命”，這或是引發訴訟的最直接原因。

目前，該案仍在審理中，最終判決尚待法院認定。但該案無疑揭示出一個現實，即民間救援領域的制度規范仍存在顯著不足。無論是純公益救援，還是帶有商業性質的救援服務，作為政府救援體系的重要補充力量，其法律地位、責任邊界和保障機制依然缺乏清晰界定。一旦發生意外，救援者往往不得不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乃至訴訟風險。

因此，為避免“救者自危、不敢再救”的消極后果，當前亟須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厘清幾個關鍵問題。比如，公益救援與商業救援的責任豁免空間到底有多大？如何避免制造“好心救援”反而卻可能成被告的寒蟬效應？

再比如，商業救援與公益救援到底如何嚴格區分？尤其是當兩種性質的救援力量同時開展行動時。商業救援與求助者的權責關系到底如何明確？只有這些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才能盡量縮小民間救援力量的責任風險，確保救援行為既專業高效，也更規范可持續。

民間救援隊伍，無論是公益的，還是商業的，都是一種必要的補充資源。但若任由救援行動在權責不明的灰色地帶中運行，不僅會引發更多糾紛，更將嚴重挫傷民間力量的參與積極性，最終削弱社會整體救援能力。

一支救援隊因一次“不成功”的救援而被訴以至解散，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走出這一困境，不能只靠道德呼吁，更需從制度層面構建起明晰的規則體系，讓每一位求助者和救援者都能在法律的保障下，擁有可預期的行為邊界與可靠的保障機制。

撰稿 / 吳振（媒體人）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