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位置：首頁 >知識 >石破茂“戰后80周年談話”全文與各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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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石破10月10日，茂戰日本首相石破茂終于趕在即將離任之前，后周話全發表了以戰后80周年為主題的年談“內閣總理大臣所感”（石破談話）。
每逢十年，文各日本首相都會發表一份對過去歷史問題的界評看法與立場。1995年，石破當時的茂戰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的戰后50周年談話，首次承認了日本“侵略”、后周話全“殖民”的年談歷史，并表示了“深刻反省”。文各而60周年時，界評小泉純一郎首相的石破談話，基本沿用了“村山談話”的茂戰基調。2015年，后周話全安倍晉三首相發表的“70周年談話”，在承認過去歷史責任的同時，認為日本已經有了反省，過去的問題不必再行糾責，要求對歷史問題進行了“封印”。
今年是戰后80周年，堅持“中道主義”路線的石破茂是否也應該發表一份談話？石破茂剛表示出發表的意向，立即遭到了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保守派議員和右翼社會勢力的強烈抵制，他們擔心“石破談話”的立場會覆蓋“安倍談話”。
支持率低迷的石破茂最終沒敢在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8月15日這一天發表，一直拖到離任前的最后幾天，才在首相官邸舉行記者會，親自宣讀了這一份談話。
這份“石破談話”并非是經內閣會議審議決定的官方文件，因此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只是代表石破首相個人的立場。
石破茂在談話中，繼承了以往村山、小泉、安倍等歷代首相談話對于歷史問題的認識，同時新增了對日本戰前國內體制和國家管理系統問題的洞察，如指出了軍部失控、政治家和媒體的責任，以及對無責任民粹主義的警鐘。整篇談話強調了防止軍部篡權，國家實行“文民統制”的重要性，并反思了戰前的日本為何未能避免戰爭的根本原因。
“石破談話”發表后在日本政界、媒體和輿論中引發廣泛反響，評價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獲得部分野黨和評論家的認可，另一方面遭到自民黨內保守派和一些論客的猛烈批評。
自民黨內部對石破首相的談話多持強烈反對態度，許多人認為這不過是退任首相的“個人意見”，缺乏官方權威性。自民黨新總裁高市早苗在10日與石破會面后，對媒體強調：“這并非經閣議決定的內容”，暗示其不代表政府官方立場。自民黨參議員西田昌司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退任已成定局，卻還想留名，這毫無意義。”他認為石破忽略了當時的世界情勢，僅從日本視角解讀歷史，甚至嘲諷這是“黃鼠狼的最后放屁”。
與自民黨內部的反對意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在野黨對“石破談話”的內容評價比較多元。國民民主黨代表玉木雄一郎給予高度肯定，他稱談話“寫得很好”，并指出其在繼承過去幾次首相談話一致性的基礎上，對戰爭成因的國內體制問題的分析“具有新意和一定意義”。玉木推測，石破意在警醒當下民意易受極端傾向影響的問題，譬如媒體和SNS的“流量導向”等。他強調，這份談話提醒政治家和媒體需謙虛面對歷史，避免重蹈覆轍。
而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指出，談話“完全未提及對侵略戰爭和殖民地支配的反省”，并指責其忽略天皇專制政治的責任，“無法從中汲取任何教訓”。
資深媒體人田原總一朗在X平臺上高度評價石破茂的這一份談話：“石破在退任后率直表達信念，非常有力。他對民粹主義鳴響警鐘，以現實主義立場談論政治，這樣的人已越來越少。”這反映出部分知識分子對石破反思深度的認可，認為其超越黨派，觸及當下社會問題。
在接受FNN電視臺的獨家訪談中，石破首相本人解釋了談話的意義，他說這一份談話 “推敲了20回，責任自知”。他強調日本需以“現實主義”而非“幻想”面對歷史，指出社會輿論易被非理性、情緒化的“勇武論調”牽引，因此呼吁加強戰前歷史教育。
我們亞洲通訊社將這一份“石破談話”翻譯成了中文，與各位分享。
石破首相 戰后80年寄語
（前言）
距離上次大戰結束，已經過了80年。
這在80年間，我國一貫作為和平國家而前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今天，我國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戰歿者等諸位的寶貴生命和苦難的歷史之上的。
我在3月訪問了硫黃島、4月訪問了菲律賓的卡利拉亞的“菲島戰歿者之碑”、6月出席了沖繩全陣亡者追悼儀式，并訪問了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8月出席了廣島、長崎原子彈死難者·犧牲者慰靈儀式、以及出席終戰紀念日的全國陣亡者追悼儀式，通過這些活動，我發誓再次將上次大戰的反省和教訓深深銘刻于心。
迄今為止，在戰后50年、60年、70年的節點上都發表了內閣總理大臣談話，對于歷屆內閣關于歷史認識的立場，我予以繼承。
在過去的三次談話中，對于為什么無法避免那場戰爭這一點，幾乎沒有觸及。戰后70年談話中，雖然有“日本試圖通過行使武力來解決外交、經濟上的僵局。國內的政治系統未能起到制止作用”這一段，但沒有討論更多細節。
日本國內的政治體系為什么沒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呢？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進入全面戰爭時代，根據開戰之前內閣設置的“總力戰研究所”和陸軍省設置的所謂“秋丸機關”等的預測，戰敗是必然的。許多有識之士也感受到戰爭遂行的困難。
政府和軍部的首腦層也認識到這一點，但為什么未能做出避免戰爭的決斷，而是如此魯莽地發動了戰爭，導致國內外眾多無辜生命的犧牲呢？原首相米內光政曾指出：“要注意，為了避免漸漸貧困而變成徹底貧困，”這一指摘也在其中，為什么無法進行大的路線調整呢？
值此戰后80年之際，我希望與各位國民共同思考。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問題）
首先可以列舉當時的制度上的問題。戰前的日本沒有適當整合政治和軍事的機制。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下，指揮軍隊的權限即“統帥權”被視為是獨立的，在政治和軍事的關系中，政治總是處于優先位置的“文官統制”原則，在制度上并不存在。
內閣總理大臣的權限也是有限的。在帝國憲法之下，包括內閣總理大臣在內的各國務大臣處于對等關系，內閣總理大臣雖為首席，但在制度上并未被賦予統率內閣的指揮命令權限。
盡管如此，到日俄戰爭時期為止，元老發揮了整合外交、軍事、財政的作用。那些曾作為武士而從事軍事工作的元老們，在很好理解軍事的基礎上，能夠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說法，“元老·重臣等超憲法般的存在的媒介”，在國家意志的一元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元老們逐漸去世，這樣的非官方機制衰退之后，在大正民主下，政黨嘗試了政治和軍事的整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令世界發生巨大變動之際，日本成為國際協調的主要擔當者之一，在國際聯盟中成為常任理事國。1920年代的政府政策，如幣原外交（譯注：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所表現的那樣，帝國主義擴張遭到了抑制。
1920年代，輿論對軍方態度嚴厲，政黨主張大規模裁軍。軍人感到肩身狹窄，對此的反發，被認為是昭和時期軍部臺頭的背景之一。
傳統上，統帥權僅限于作戰指揮相關的軍令，與預算和體制整合相關的軍政，則屬于內閣一員的國務大臣的輔佐事項加以解釋和運用。“文官統制的缺失”這一制度問題，由元老和政黨通過所謂的運用來彌補。
（政府的問題）
然而，統帥權的意義逐漸被擴大解釋，統帥權的獨立，被軍部利用作為排除政府及議會介入·控制軍隊整體政策或預算的手段。
在政黨內閣的時代，政黨之間為了奪取政權而展開丑聞曝光大戰，政黨因此失去了國民的信賴。到1930年，在野黨立憲政友會為了動搖立憲民政黨內閣，與海軍的一部分人聯手，圍繞倫敦海軍條約的批準問題，主張侵犯統帥權，對政府展開了激烈的攻擊。最終令政府勉強批準了倫敦海軍條約。
但是，1935年，憲法學者兼貴族院議員的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被立憲政友會作為攻擊政府的材料加以譴責，并發展成為卷入軍部的政治問題。當時的岡田啟介內閣，對于學說上的問題，認為“除了委托學者別無他法”，試圖從這個問題在政治上保持距離，但最終屈服于軍部的要求，兩次發表國體明征聲明，否定了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普遍立場的天皇機關說，而美濃部的著作則被禁止發行。
就這樣，政府失去了對軍部的統制。
（議會的問題）
原本應該對軍隊進行控制的議會，也失去了它的功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眾議院議員齋藤隆夫的除名問題。齋藤議員在1940年2月2日的眾議院本會議上，批評戰爭陷入泥沼化，嚴厲追及政府發動戰爭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反軍演說”。陸軍認為這一演說是對陸軍的侮辱，因此表示強烈反對，并要求齋藤議員辭職。多數議員對此表示贊同，最終齋藤議員以296票贊成、7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被除名。這是在議會中試圖履行議員作用的罕見例子，但當時的會議記錄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刪除。
作為議會對軍隊控制功能極為重要的預算審議，當時的議會也處于完全不能說發揮了對軍隊的監督功能的狀態。1937年以后，設置了臨時軍事特別會計制度，從1942年至1945年，幾乎所有的軍費都被計入特別會計。在特別會計的審議中，預算書沒有顯示具體內容，眾議院·貴族院基本上都是在秘密會議上進行審議，審議時間極短，根本不符合審議之義。
在戰況惡化、財政緊迫之中，陸軍和海軍也以組織的利益和面子為賭注，為了爭奪預算而進行激烈爭奪。
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從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的15年間，包括現役首相3人在內的許多政治家被國粹主義者或青年將校暗殺。這些被暗殺的對象都是重視國際協調、試圖通過政治管控軍隊的政治家們。
包括“五·一五事件”或“二·二六事件”在內的這些事件，不言而喻，其后嚴重阻礙了包括議會和政府相關人員在內的文職人員自由討論軍隊政策或預算。
（媒體的問題）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是媒體的問題。
1920年代，媒體對日本的對外擴張持批判態度，記者時代的石橋湛山主張應該放棄殖民地。但是，滿洲事變（譯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媒體的論調轉變為積極支持戰爭。因為那些戰爭的報道“賣得好”，各大報社的發行量大幅增加。
以1929年的美國大蕭條為契機，歐美經濟受到嚴重傷害，以保護國內經濟為由而采取的高關稅政策，其結果使得日本的出口受到嚴重打擊。
作為經濟嚴重衰退的背景之一，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納粹在德國、法西斯黨在意大利抬頭。主要國家中似乎只有蘇聯在發展，而在思想界，認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時代已經結束、美英時代也已經完結的論調加強，形成了接受極權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土壤。
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關東軍發動了滿洲事變，僅僅一年半左右就占領了日本本土數倍的土地。媒體對此進行大肆報道，許多國民被這些報道迷惑，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
關于日本外交也有一些尖銳的批判。比如吉野作造批判滿洲事變中的軍部行動，清澤洌嚴厲批判松岡洋右退出國際聯盟等。但之后從1937年秋季左右開始，通過強化言論管制，對政策的批判被封殺，只有積極支持戰爭的論調被傳遞給國民。
（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問題）
當時，包括政府在內的我國是否正確認清了國際形勢，這一點也需要重新加以審視。比如，在與德國就針對蘇聯的軍事同盟進行談判期間，1939年8月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當時的平沼騏一郎內閣以“歐洲局勢出現了復雜離奇的新局勢”為由集體辭職。當時存在的問題是，關于國際形勢和軍事形勢是否收集到了足夠的信息？是否對獲取的信息進行了正確分析？是否實現了信息的妥善共享？
（對今天的教訓）
二戰后的日本，文民統治已經作為一項制度得到完善。日本國憲法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必須由文官擔任。此外，根據《自衛隊法》，自衛隊被置于內閣總理大臣的指揮之下。
日本國憲法明確規定，內閣總理大臣為內閣首腦，內閣應對國會承擔連帶責任，從制度上確保了內閣的統一性。
此外，日本還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加強了對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綜合協調。政府在信息收集與分析方面的體制也得到了完善。這些制度需要隨著時代發展進一步完善。
過去沒有政治與軍事的適當整合機制，軍方借“統帥權獨立”名義獨斷專行，鑒于這種慘痛的歷史經驗，日本從制度上采取了應對措施。但另一方面，這些終究只是制度，如果不能妥善運用，會變得毫無意義。
政治方面需要具備充分運用自衛隊的能力和見識。需要正確理解當前的文官統治制度，并不斷努力加以適當運營。作為不屈從于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不隨波逐流的政治家，必須具備自尊心和責任感。
自衛隊需要從專家團隊的立場，積極向政治說明關于我國周圍的國際軍事形勢或裝備、部隊運作情況并發表意見。
政治負有打破組織的縱向分割、實行整合的責任。絕不能出現部門各自為政、相互對立，進而損害日本國家利益的情況。過去陸軍和海軍互相以組織的邏輯為最優先展開對立，甚至各自內部軍令和軍政也缺乏合作，國家意志無法統一，在這種情況下，最終導致整個國家被卷入戰爭，必須吸取這樣的歷史教訓。
政治必須始終考慮全體國民的利益與福祉，努力站在長遠的視角做出合理判斷。當責任歸屬不明確、情況陷入僵局時，即便成功概率低、風險高，勇敢的意見、大膽的解決方案也容易被接受。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將開戰比喻為手術，稱“雖有很大的擔憂，但要治愈這場大病，除了以大決心排除國難別無他法”。他同時說：“政府認為不戰就會亡國，但開戰也可能導致亡國。但是，不戰而亡是連靈魂都會喪失的真正亡國”。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對當時的近衛文麿首相施壓，稱“人有時也需要閉上眼睛從清水舞臺上跳下去”。這樣一來，由于過分重視精神性和情緒化的判斷，而并非冷靜合理的判斷，最終導致國家的發展方向出現錯誤，決不能重蹈這樣的歷史覆轍。
為了防止政府做出錯誤判斷，能夠起到制止作用的是議會和媒體。
國會需要通過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切實履行對政府活動的監督職責。政治絕不能為迎合一時的輿論、以博取民心的政策，而陷入維護黨派私利與謀求個人自保的誤區，更不能因此損害國家利益。
我們需要一個包含富有使命感的新聞界在內的健康的言論空間。在上次大戰中，媒體曾煽動輿論，結果誘導國民走向魯莽的戰爭。因此，絕不能陷入過度的商業主義，也絕不允許狹隘的民族主義、歧視與排外主義。
包括安倍前首相失去尊貴生命的事件在內，以暴力踐踏政治、用歧視性言論威脅言論自由表達的行為，都絕不能被容忍。
這一切的基礎是以史為鑒的態度。具備直視過去的勇氣和誠實，以及對他人主張保持謙虛和寬容的真正自由主義，以及健全而有韌性的民主主義，都十分至關重要。
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洞察的那樣，民主主義絕不是完美的政治形態，民主主義需要付出成本與時間，有時也會犯錯。
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始終在歷史面前保持謙遜，將教訓深深銘記于心。
在自衛和遏制中保持實力組織極為重要。我無法站在否定遏制論的立場上。在當前的安全保障環境下，這是推行負責任的安全保障政策必須面對的現實。
與此同時，若一個國家擁有無可匹敵力量的實力組織如果超越民主統治而暴走，民主主義可能會成為一瞬崩潰的脆弱的東西。另一方面，身為文官的政治家也并非不會判斷失誤、貿然將國家推向戰爭。文民統制以及適當的軍政關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為過。政府、議會、實力組織、媒體，都必須始終認識到這一點。
齋藤隆夫議員曾在反軍演說中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一部戰爭的歷史，其本質并非正義戰勝邪惡，而是強者征服弱者。絕不能無視這一事實，借“圣戰”的美名誤導國家百年大計，應推行基于現實主義的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最終被眾議院除名。
在第二年的眾議院防空法委員會上，陸軍省認為空襲時允許市民避難，會瓦解民眾堅持作戰的意志，否定了這一點。
盡管這些都是遙遠過去的事件，卻充分傳遞了議會放棄職責、唯精神主義論盛行以及輕視生命與人權的可怕后果。如果我們不能正視歷史，就無法開拓光明的未來。當前，我國正處于二戰后最為嚴峻復雜的安全保障環境中，必須重新認識到學習歷史、以史為鑒的重要性。
現在，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數在逐年減少，戰爭記憶面臨著不斷風化的擔憂。正因如此，我相信包括年輕一代在內的每一位國民，積極思考上一次大戰與和平的意義，并將這份思考活用于未來，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作為和平國家的根基定能得到進一步強化鞏固。
我將與全體國民一道，基于上次大戰的各種教訓，為確保不再發生那樣的慘禍，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令和7年10月10日
內閣總理大臣
石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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