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的血火響紀紅軍八角帽。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對美國舊金山廣播時使用的跨代繼電器。本報記者 鄒雅婷攝展廳里的誼烽憶雕塑《國際友人在延安》。本報記者 鄒雅婷攝美國黑人歌星保羅·羅伯遜灌制的念抗年唱片《起來》。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埃德加·斯諾的戰勝紅軍八角帽、“飛虎隊”飛行員穿過的利周軍服、白求恩的銘記《自畫像》……近日，由國家文物局、血火響紀國家檔案局、澆鑄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跨代“國際友人與中國抗戰——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專題展在國博開幕。

　　展覽分為“報道·發聲”“軍事·戰斗”“救護·醫療”“援助·捐贈”4個單元，國情通過300余件（套）實物和400余張照片，生動展示抗日戰爭中用鮮血與生命書寫的國際情誼和全世界正義力量共同鑄就的精神豐碑。在今年豐富的抗戰主題展覽中，該展覽提供了用“他人之眼”看中國的一個視角，很多展品和圖片為首次展出。

　　鐵肩妙筆，傳遞正義之聲

　　展覽中第一件文物是埃德加·斯諾的皮質旅行箱，講述著他與中國的不解之緣。1928年，美國記者斯諾帶著這只旅行箱來到中國。1936年，他在宋慶齡的幫助下訪問陜北，采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中共領導人的西方記者，并于1937年寫成杰作《紅星照耀中國》（又譯作《西行漫記》）。

　　“當時全民族抗戰尚未開始，這位外國記者憑借敏銳洞察力，捕捉到中國大地上一股撼動時代的新生力量，這股力量正是后來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火種。”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策展人黃黎介紹，斯諾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第一次通過文字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態度、主張、戰略和敵后戰場的真實情況。

　　斯諾在中國穿過的西裝，用過的鋼筆、眼鏡、名片、印章……一系列文物再現了斯諾在華工作和生活的細節，讓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親切可感。展柜里有一組白底黑字的小紙片，上面還有手寫的記號。“為了研究中國問題，斯諾開始學習中文，認識了近1500個漢字。這是他學中文時用過的漢字塊。”黃黎說，斯諾對中國充滿熱愛，為自己取了中文名“施樂”，展出的名片、印章上都以“施樂”為名。

　　海倫·福斯特、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漢斯·希伯、羅曼·卡爾曼、卡爾·邁當斯、羅伯特·卡帕、沃爾特·博斯哈德……一大批外國記者用筆和鏡頭記錄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暴行和中國人民的浴血抗爭，并將中國共產黨抗日的重大貢獻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蓬勃氣象傳遞給外界。

　　“在華北荒蕪的崇山峻嶺中，在綠色的長江流域，在華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個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漸地找到了自己的領路人。在蘇醒了的中國強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必將碰得頭破血流。”看到八路軍在華北前線的英勇表現，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寫下了滿懷勝利希望的文字。

　　他不僅以筆為劍，激蕩正義之聲，還參與了宋慶齡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的籌建工作。1939年夏，貝特蘭與德國醫生米勒帶領車隊穿越日軍封鎖線，將12輛卡車、600箱藥品及“移動手術室”送達西北國際和平醫院。1941年12月，日軍發起對香港的進攻，貝特蘭放下采訪本拿起步槍，成為香港保衛戰中唯一參戰的外國記者。香港淪陷后，他被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戰俘營近4年之久。

　　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采訪。記者團包括斯坦因、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夏南漢、普金科6名外國記者，來自美聯社、路透社、合眾社、塔斯社等新聞機構。他們采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參觀邊區政府、新聞單位、醫院、兵工廠、難民工廠等機構，發表大量介紹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報道，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我從陜北回來》《北行漫記》等著作。“這份斯坦因的采訪提綱值得細看。”順著黃黎的指引看過去，只見采訪提綱上列出了七大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斯坦因與毛澤東長談12個小時。

　　同仇敵愾，共筑鋼鐵戰線

　　在展覽第二單元，一批由俄羅斯駐華大使館提供的檔案資料引人駐足。這些檔案首次在中國公開，詳細記錄了蘇聯在抗戰初期對中國的重要援助，包括裝備清單、運輸路線和方案等。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蘇聯率先為中國提供2.5億美元貸款，秘密派遣軍事顧問、援華志愿航空隊和技術人員到中國援助抗戰，并開辟了全長2925公里的“Z”運輸線，向中國輸送飛機、火炮、機槍、步槍等武器裝備。蘇聯援華志愿航空隊共有2000多人次輪流參與飛行任務，庫里申科等236名飛行員在中國戰場犧牲。

　　一組水彩畫再現了中蘇空中勇士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壯烈場景：1938年2月18日，中蘇空軍聯手創造12分鐘擊落敵機12架的戰績，贏得武漢抗戰的首次空中大捷；1939年7月25日，中蘇空軍奇襲運城，炸毀日機30余架……

　　展廳中央直徑6米的圓形展臺上，陳列著1∶2比例復原的飛虎隊P-40戰斗機模型，機頭噴印的鯊魚圖案威風凜凜。飛虎隊全稱為“中國空軍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1941年由陳納德組建。1942年7月，飛虎隊編入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1943年3月，改編為第14航空隊。除了協助組建中國空軍、對日作戰外，飛虎隊還飛越無比艱險的“駝峰航線”，從印度接運戰略物資到中國。從1942年到1945年，通過“駝峰航線”運到昆明的戰略物資達80多萬噸，1000多名中美飛行員長眠于雪山冰川。

　　“這叫‘血幅’，貼在飛虎隊員的飛行夾克背后，便于中國軍民區分敵我，在飛行員迫降、跳傘后實施救助。”黃黎介紹道。

　　1944年2月11日，美軍第14航空隊中尉唐納德·克爾在駕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跳傘，被東江縱隊營救。克爾與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在深圳坪山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81年后，唐納德·克爾之子大衛·克爾來到展覽現場，重溫了中美并肩抗戰的動人畫面。

　　盟軍總部表彰李溫平為修建中印公路做出卓越貢獻的獎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考察的照片冊、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的紀實影像……這些文物和資料展現了中外軍民在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斗爭中同仇敵愾，在血與火的考驗中結下深厚友誼。

　　心懷大愛，鑄就人道豐碑

　　走進“救護·醫療”單元，一處場景復原讓觀眾仿佛來到了炮聲隆隆的抗戰前線，感受白求恩等外國醫生在“流動手術臺”緊張工作、救死扶傷的情景。

　　1938年初，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率領加美醫療隊帶著大量藥品和醫療器材趕赴中國，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敗血癥醫治無效在河北唐縣逝世。在中國的近兩年時間里，白求恩在延安和晉察冀軍區各地展開工作，悉心改進八路軍部隊醫療工作和戰地救治，培養和訓練醫務人員，救治大批傷員。

　　為適應游擊戰的需求，白求恩發明了一種可以用牲口馱著出入火線的輕便手術設備——藥馱子。藥馱子中分成若干小格，裝載的物資可進行100次手術和500次包扎。兩個藥馱子中間搭個門板，就成了臨時手術臺，展開、收起十分方便。展廳中展示了藥馱子模型，其外形像座橋，白求恩的醫療隊稱其為“盧溝橋”。

　　一張“結字第伍玖伍號”的婚姻證，訴說著一段抗戰烽火中的跨國情緣。這是1940年3月，陜甘寧邊區民政廳發給馬海德與周蘇菲的婚姻證。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國一個黎巴嫩移民家庭，1933年獲日內瓦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后赴華行醫。1936年，馬海德經宋慶齡推薦，與斯諾共赴陜北，成為首位加入紅軍的外籍醫生，并于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推動醫療事業發展期間，馬海德結識了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周蘇菲，收獲了甜蜜的愛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海德成為新中國首位外籍公民，長期擔任衛生部顧問等職。

　　長眠于太行山區的印度青年醫生柯棣華，試制出青霉素緩解戰地用藥匱乏的傅萊，在延安和太行山區為抗戰軍隊衛生醫務工作做出可貴貢獻的漢斯·米勒，被陜甘寧邊區政府評為“模范醫生”的安德烈·阿洛夫……除了這些仁心妙手的白衣使者，還有許許多多的國際友人以各種方式援助中國抗戰，彰顯了跨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以德國商人約翰·拉貝為首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約25萬名中國平民；英國學者林邁可多次冒險為抗日根據地運送藥品、通訊器材等物資，還協助延安向海外發射無線電信號和英文廣播；路易·艾黎與斯諾等人發起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組織流亡工人、婦女、難民成立近2000個合作社，生產大量軍需民用產品……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1941年，美國黑人歌星保羅·羅伯遜灌制唱片《起來》，收錄《義勇軍進行曲》等6首歌曲，并將唱片版稅及發行收益捐贈給保衛中國同盟，表達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支持。當參觀者走近展示這張老唱片的展柜，頭頂的互動感應裝置會自動播放羅伯遜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聲中飽含著對中國人民的深情。

　　“希望廣大觀眾走進展廳，重溫那段血火交織的抗戰歲月，感受這些國際友人的無私精神，讓跨越時空的正義之光凝聚成為珍愛和平、開辟未來的強大力量。”黃黎說。（本報記者 鄒雅婷）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9月16日?第?07?版）